从《羊城暗哨》到《风筝》：用谍战讲述的中国现代史已经大不同

近期，柳云龙导演、主演的电视剧《风筝》热映，这部推迟五年上映的电视剧再次聚焦谍战题材。新世纪以来，谍战剧是最热门的国产剧类型之一，出现了如《暗算》（2006年）、《潜伏》（2009年）、《借枪》（2011年）、《北平无战事》（2014年）等经典之作。柳云龙曾经成功演绎《暗算》，对这个类型也算情有独钟，成为间谍专业户。相比紧张、刺激地隐藏身份、传递情报等常见套路，柳云龙擅长塑造间谍的身份焦虑和灵魂挣扎，《风筝》也是如此，孤零零悬在空中的“风筝”或“断了线的风筝”成为对间谍人生悲剧命运的隐喻。任何电视剧都不可能是单一类型，总是不同类型的“嫁接”，《风筝》则是谍战剧、国共剧和当代剧的复合体。

“有信仰的人”

谍战故事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类型，不仅是冷战时代深入敌穴、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孤胆英雄，如中国有地下党故事、西方有007系列等，而且在后冷战时代间谍再度成为深陷迷雾、寻找身份的卧底，如好莱坞电影《碟中谍》系列、《谍影重重》系列等。具体到中国来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羊城暗哨》（1957年）、《英雄虎胆》（1958年）、《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黑三角》（1977年）、《保密局的枪声》（1979年），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谍战剧《敌营十八年》（1981年）、《无悔追踪》（1995年）等，都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叙事类型。可以说，谍战故事一方面是少有的贯穿新中国不同时代的影视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不断“与时俱进”的类型片。

新世纪以来谍战剧又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首先，你死我活的谍战变成了办公室政治或者职场腹黑术，《暗算》的第三部、《潜伏》都是如此。潜伏者周旋于科层制的管理系统，看点是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如《风筝》前半部分柳云龙扮演的军统鬼子六巧妙利用军统、中统的内斗来隐藏自己。其次，在职场剧的框架下，曾经带有负面色彩的特务、间谍变成了一种相对中性的职业，不管是地下党，还是国民党特务，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只有聪明和愚蠢之别。正如《风筝》里潜伏在军统里的地下党郑耀先和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影子，他们都是具有同样职业伦理的出色特工。再者，这些智勇双全的特工是“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说在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信仰之后，这些打入彼此阵营内部的卧底们，都是忠于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无需追问信仰具体指的是什么，信仰本身已经被高度抽象化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氛围下，理想、信仰因为携带着革命文化的痕迹成为解构和讽刺的对象，直到新世纪之交，借助电视剧《钢铁是怎么炼成的》（2000年）、《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的热播，让经历市场化涤荡的人们重新回

味起那个非物质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激情燃烧”。至此，革命年代、红色故事又可以转化为一种抽象的精神，而谍战剧中这些在特殊年代隐姓埋名、卧薪尝胆的无名英雄，成为表现忠诚和信仰的最佳载体。

“爱上你的敌人”

新世纪以来，谍战剧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种意识形态叙述的难题。从新时期开始，重写20世纪现当代历史就变成一种形塑新的主流价值观的迫切需要。从大的方面说，革命史观、人民史观逐渐转化为一种现代化史观、民族国家史观，也就是从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国的角度重新讲述20世纪历史，其中作为重头戏的“国共关系”也是重写的核心段落。从电影《庐山恋》（1980年）中国共将领的后代“相逢一笑泯恩仇”，到电影《血战台儿庄》（1986年）表现了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的积极意义，再到新革命历史剧《历史的天空》（2004年）、《亮剑》（2005年）中国共联合抗日，可以说，在民族国家的维度上，国共不仅走向“和解”，而且“渡尽劫波兄弟在”。

这尤其体现在一些家族剧中，如《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年）里长子杨立仁是国民党、幼子杨立青是共产党，《北平无战事》中大哥方孟敖是地下党、二弟方孟韦是国民党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国父亲。只是国共精诚合作可以表现抗日战争的历史，却无法处理国共内战的故事。在这种背景下，谍战剧提供了一种呈现对抗的新的叙事模式，也就是把兵刃相见的正面战场转移到桌子底下或办公室里的暗战。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特殊历史时期拍摄的“三大战役”的主旋律电影，内战的故事更多地被处理为孤胆英雄的谍战，《人间正道是沧桑》《北平无战事》皆是如此。

不过，这些谍战剧中的“正邪不两立”的关系也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首先，从《潜伏》中演员祖峰扮演的李涯开始，到《北平无战事》里的“铁血救国会”，再到《风筝》里的“影子”韩冰和军统特务宫庶、赵简之、宋孝安，以及中统特务田湖等，就连中统高官高占龙的儿子高君宝也在“文革”期间“子承父业”，加入在山城“苟延残喘”的延娥率领的特务小组，换句话说，国民党特工不再是贪生怕死、投降叛变的“鼠辈”，而是同样的“钢铁战士”。其次，与抗战剧中国共联合抗日相似，谍战剧里的国共间谍也经常被处理为惺惺相惜的兄弟关系，如鬼子六郑耀先与宫庶、赵简之、宋孝安、徐百川之间是一种生死兄弟情，以至于除了徐百川“投诚”之外，这些国民党特工为了救郑耀先而心甘情愿赴死。再者，除了兄弟情谊之外，还有一种化敌为友的方式，就是“爱上你的敌人”，比如电影《色，戒》（2007年）讲的是爱国、进步女青年色诱汉奸易先生的过程中爱上易先生的故事，而《风筝》里地下党“风筝”郑耀先和隐藏最深的国民党特工“影子”韩冰也最终成为恋人。

从这种谍战剧对国共关系的重写和改写中，可以看出在后革命时代、在去政治化的消费主义时代，兄弟、爱情、友谊等朴素的情感成为超越政治对抗的更为人性化的伦理，这本身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用人道主义来清算20世纪历史的主流策略。

“重放的鲜花”

与其他谍战剧主要讲国共暗战、剧情结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同，《风筝》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讲述建国后的当代史，是近些年少有的尝试处理上世纪50到70年代历史的电视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卧底郑耀先并没有被公开解放，反而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继续“潜伏”，帮助公安局抓捕残存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

不过，这部剧后半段的内容与其说是抓特务的反特故事，不如说更像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伤痕剧。也就是说，郑耀先不只是带着国民党旧警察身份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更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右派。按照郑耀先的“先知先觉”，他心甘情愿当右派，因为他相信总有平反的那一天。而与他一起受难的还有韩冰，他们像上世纪80年代谢晋拍摄的电影《芙蓉镇》（1986年）一样一起扫大街、一起被革命小将“批斗”，因此，也自然成为患难见真情的“苦命鸳鸯”，正是这份感情支撑着他们活到“文革”结束。不仅如此，剧中还借郑耀先之女周乔的故事来呈现政治运动让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变得泯灭人性，不仅不认辛苦养育自己的妓女出身的继母，而且当众抽打“反革命”父亲郑耀先。与之相比的是，一直照顾周乔的哥哥高君宝是没有被政治“洗脑”的、有情有义的“正常”青年，尽管他“自愿”走向特务之路，成为忠于“党国”的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风筝》依然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用人性、人道来批判革命历史的策略，把那个时代变成好人遭殃、坏人（小人）得道的荒诞年代。受难者郑耀先和韩冰最终如愿以偿得到“平反”，尽管他们很快死去，但他们像上世纪80年代归来的右派英雄一样，是“重放的鲜花”。

总之，《风筝》作为一部剧本扎实、表演精湛的谍战剧、国共剧和当代剧，以地下党郑耀先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人生际遇为主线，把“有信仰的人”和受难英雄的形象有效拼贴起来，成为当下时代讲述、理解20世纪历史的特殊方式。

文| 张慧瑜  本文刊载于20180116《北京青年报》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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